宣府镇北路与东路地方，也是如临大敌，各方进入的重要关口堡寨，都设立了临时巡检司，加强对进入人员与货物的查验，以防有人进入北路、东路地方搞破坏。
毕竟，“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也蹬鹰”，而北路、东路乃是勇毅军根本之地，张诚也不能不防。
在勇毅军幕府的大力宣传之下，东、北两路地方的军民人等，也是上下一心，他们一面加紧生产各种物资，就算山西、大同暂时断了销路，可还有京畿、辽东、山东等地客商的订货。
更何况，蓟、辽、山西、大同四镇军将们订购的大批铳炮，这些可都是真金白银一般的存在，自是开足马力，加紧生产。
而另一面更是军民一心，严防死守，尤其是那些军户、民户等普通百姓，他们可不想自己吃饱穿暖的小日子，被外人破坏掉。
东路地方上民户大多分了田，许多人更是申请加入军户，所以他们这些才刚看到美好期望的人们，守护自己幸福的欲望更强。
就连那些士绅大户，他们的田地虽被各个卫司按册丈量，重新核算，各家多出来的田地都被州衙、卫司分别收回，但也按田地优劣给予了三成的补偿。
这对于他们来说虽不能补回各人的损失，却也是聊胜于无，毕竟，李际遇率领的勇毅军玄武营数千将士遍布各地，他们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啊。
张诚那边前脚才刚离开东路，前往镇城赴任，李际遇便在东路开始了清查田亩的行动。
东路大多都是民户，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，就如大明其他州府一般，田地几乎都已集中在那些士绅大户名下。
而他们又藉由各种理由和借口，甚至贿赂地方官吏，少丈量田地，更将许多上田划为荒地，总之，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来偷逃田赋，隐瞒名下田地借以少交田赋。
这就使得广大民户因为失去了田地，沦为士绅大户名下的佃农，完全依附在士绅名下。
而那些还有田地之民，则要负担起他们偷逃、隐瞒的田赋税收，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，因交不起田赋卖田卖地，甚至是卖儿卖女，直至最后卖身为奴。
至于广泛流传的明朝“士绅不纳粮”之说法，则完全不存在，只是一些人的谣传和历史误读而已！
在大明朝真正不纳粮的，只有皇帝、皇后名下的“皇庄”，以及历代御封的各位亲王名下“王田”，才无须向朝廷缴纳田赋正税，除此之外的一切人等，都不得蠲除矣。
明代的“士绅优免政策”始见于洪武朝，据《太祖实录》载“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，趋事执役以奉上者，庶民之事。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，而复役其家，则君子、野人无所分别，非劝士待贤之道。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，有田土者输租税外，悉免其徭役。”
由此可见，优免的只是官员之家的徭役，而“有田土者输租税外”这句话，更表面即使是朝廷官员，也要缴纳朝廷的田土正税，而后才免去其余全部徭役。
而“百司见任官员之家”这一句也表明，有资格享受优免的只包括在京城任职的朝官，并不包含外放的地方官员，也不包括那些退休致仕的官员，更不用说什么进士、举人、秀才了。
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从弘治十八年开始便明确“见任及以礼致仕官员照例优免杂泛差徭”，从此以后，致仕官员也享受朝廷的优免政策了。
后来，朝廷优免政策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，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修订《优免则例》时，更是明确划定了“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、人丁三十丁，以下递减……；外官减半；举、监、生员免粮两石、丁二人；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。”的规定。
自此以后，更连中了进士、举人、秀才的家庭都一样免除徭役，这种扩大化的优免，使人数众多的升斗小民负担愈加繁重。